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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藩 的博客

著名房地产研究专家

 
 
 

日志

 
 
关于我

董藩,1967年生,2003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土地资源管理、政府经济管理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招生方向:国民经济管理、土地经济与管理、房地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兼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建设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和学术职务。研究方向为房地产(土地)经济与管理、国民经济管理、区域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E-mail:dongfan6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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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争论映射出仇富文化的泛滥  

2011-06-02 07:4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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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藩: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 ——“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北师大董藩教授在微博上的一番言论却引了起广泛争议,就此我们采访了董藩教授。 话题与媒体 记者:您发表此次言论的契机是什么,最初发这句话是想说明什么? 董藩:这个话我以前上课就和他们开玩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有一天学生来看他,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老师都是高兴的。但作为老师,时时刻刻都要鼓励他们。鼓励他的语言每个人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北师大的孩子,来自贫困阶层的特别多。过去对中国四大名校有个评价,对北师大的说法是“泥腿子”。所谓泥腿子就是指来自农民家庭、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特别多。这些人来到大城市,他们尤其需要鼓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凭借和相应基础。如果你没有伞,我就要教你怎么去奔跑。不能再傻傻地在雨里淋着。 我们总是强调从道德角度去教育。错了!老师第一位是要教学生如何生存。我讲的生存之道是合理合法地致富。生存第一条件是什么?找到工作,挣到工资。生存好点意味着什么?收入要高一些。我们要教会他们生存的本领。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必须要谈钱的。因为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我们每天研究投资规模、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如果说我谈4000万不应该,那我们小康生活标准是用什么来表示的?1991年国家各部门设定的小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它不是也用钱来衡量吗?在我的课堂上,肯定是要谈这个问题。如果我课堂上不讲房地产、不讲钱而大谈道德,那我是有毛病,是教学失误。思想品德课程自然有其他老师去教他们。我的课堂本身是和这些不相关的。不能因为我在这里和学生谈钱,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明明讲的是合理合法致富,大家非说你不是鼓动学生去贪污受贿吗?在中国没有合理合法致富,等等。这种说法就太绝对了。我承认中国经商条件差,但还是有人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但在西方,合理合法致富这点都不用提,有宗教和法制来制约他们。 记者:在传播过程中,您的话或者您的本意是否存在被曲解或者被利用?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董藩:汉民族是个非宗教民族,内心缺乏约束,有些人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媒体系统表现很明显。现在部分媒体的生存法则就是无事生非、把小事搞大、正理歪说,因为他们要的是阅读量、发行量,为此必须吸引眼球。中国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是不能大做文章的,于是他们在我说的这类话题上找到了靶子。很多人根本没看我的原话就乱评论,一些媒体人士特意去掉了我中间的论述,以便于他们的批评能“名正言顺”,也便于刺激大家对社会的不满。另外,毫无疑问我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是对我的研究生而言,是对房地产(土地管理)的研究生而言,是对将来基本都进房地产领域、收入偏高而且懂得个人投资的未来职业经理人而言的,并不涉及其他专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且我非常明确地说要“合理合法致富”。媒体无视这些前提和背景,要搅乱舆论,制造热点,他们目的达到了。 财富观与社会语境 记者:中国社会是否很多人存在仇富心理?您认为个人的财富观与社会的仇富语境的关系?如果倡导追求财富,就会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 董藩:仇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看看中国的历史书、古典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述富人的。从朝代演进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仇富思潮的推动下发展的,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用“均贫富”这类口号号召起来的。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水浒传》等劫富济贫类小说、听着《三侠五义》评书长大。不知不觉中仇富的种子埋在了心里,却并未觉察到。邓小平先生早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他

董藩: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

 

——“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北师大董藩教授在微博上的一番言论却引了起广泛争议,就此我们采访了董藩教授。

悉行业、能教给学生最有用的、可提高生存能力的知识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不说假话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跟学生讨论人生、讨论社会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能培养出一些有独立人格、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的老师。 记者:如何看待一些媒体称您的行为是“自我炒作”的言论? 董藩:我很少接受采访,如果想炒作,我可以多接受采访。在这个事件中,杨澜、胡一虎等著名新闻人士都希望采访我,但大家并没有看到这些采访吧。过去我有一些建议通过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影响到社会发展,我基本也没有拿出来交给新闻媒体。不熟悉我的人总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看待我的言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我从小就存在争议,我被很多人批评、甚至谩骂,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获得过“学雷锋模范”、“优秀青年”、“高校十佳教师”等十多项省部级荣誉。 记者:您一直倡导学者应该持有中立的态度,这个“中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董藩:中立不是舆论评定的,要专业人士评定,有时中立甚至不是现在评定的,要等未来才能给出公允的评价。不懂房地产的人评价不了我在房地产领域的观点。总有些人说学者必须替老百姓说话,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做学术不能踩翘翘板,要么站在政府一边,要么站在老百姓一边,这都不对。再说老百姓也是可以划分成不同群体的,农民和市民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者之间,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利益上时常不一致,替谁说话?谁不是老百姓?为此,我特意写过一篇博客文章《经济学家到底应该为谁说话》,我说:“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他可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但又不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他既要考虑老百姓的要求,又要考虑政府的能力,还要考虑市场运行的规律;他既要考虑当前的工作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站到了这个‘球体’上,但我一直希望自己站在“球体”上,因为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立足点。” 原载《京师学人》,记者:屈丽玮话题与媒体

    记者:您发表此次言论的契机是什么,最初发这句话是想说明什么?
    董藩:这个话我以前上课就和他们开玩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有一天学生来看他,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老师都是高兴的。但作为老师,时时刻刻都要鼓励他们。鼓励他的语言每个人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北师大的孩子,来自贫困阶层的特别多。过去对中国四大名校有个评价,对北师大的说法是“泥腿子”。所谓泥腿子就是指来自农民家庭、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特别多。这些人来到大城市,他们尤其需要鼓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凭借和相应基础。如果你没有伞,我就要教你怎么去奔跑。不能再傻傻地在雨里淋着。
我们总是强调从道德角度去教育。错了!老师第一位是要教学生如何生存。我讲的生存之道是合理合法地致富。生存第一条件是什么?找到工作,挣到工资。生存好点意味着什么?收入要高一些。我们要教会他们生存的本领。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必须要谈钱的。因为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我们每天研究投资规模、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如果说我谈4000万不应该,那我们小康生活标准是用什么来表示的?1991年国家各部门设定的小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它不是也用钱来衡量吗?在我的课堂上,肯定是要谈这个问题。如果我课堂上不讲房地产、不讲钱而大谈道德,那我是有毛病,是教学失误。思想品德课程自然有其他老师去教他们。我的课堂本身是和这些不相关的。不能因为我在这里和学生谈钱,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明明讲的是合理合法致富,大家非说你不是鼓动学生去贪污受贿吗?在中国没有合理合法致富,等等。这种说法就太绝对了。我承认中国经商条件差,但还是有人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但在西方,合理合法致富这点都不用提,有宗教和法制来制约他们。

破除种种阻力,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富比穷好,追求财富也应比甘于贫困、好吃懒做更积极、更有意义。但是今天贫富差距仍然跟大,而且存在不当得利、腐败收入,于是谁富了就往往遭到质疑,老百姓喜欢讨论他有没有原罪。这就是中国富人为什么大量移民的原因。追求财富是对的,否则有什么必要中央设立一个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主要指标大部分都是用货币额(收入、价值量)衡量的,为什么没有人批判中央呢?如果大家都富裕了,国家也就富裕了,中国就强大了。 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我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做人上人。为什么?因为到了那个层面,一定意味着对社会更大的贡献。我的学生们主要进商界。他的收入高,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一定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他创造了更多的GDP,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西方,富人为什么受到尊重?因为富人曾经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给政府创造了税收,政府又拿着税收补贴了穷人,帮助了大家。所以富人一定受到尊重。但我们国家则不同,总会去说“原罪”等,这是整个社会心态的问题。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富不傲穷、贫不妒富,政府体谅百姓、百姓理解政府的社会。 以往的教育中,就没有对于财富观的引导,大家都耻于谈财富。老师谈财富的话,就有人说老师的境界太低了。老师和学生谈财富,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有钱。我站在那个讲台,不是在说我是富有者。很多人反问我个人有多少钱,这个与课堂上讲财富观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时代,将正确的财富观引入到课堂十分重要:第一,要合理合法致富。第二,有了钱,怎么花钱,要显示出一种境界。比如适当捐助。我说的这种境界并不高,你要是让他拿出钱来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可能还舍不得。但是亲属应该帮。比如外甥、侄子治病,经济上困难,那你应该帮忙。当大家在亲属、熟人范围内能做到这点,我想这个社会也已经很好了。这些都是财富观,一方面是合法挣钱,一方面是合理花钱。 记者:如何看待“追求财富是应该的,但只用财产来衡量人却要挨骂。不是穷人仇富,而是大家见不惯有人嫌贫”的说法? 董藩:中国就没有公认的价值标准,说什么都会有反对的。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俗话又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言为心声,言无不尽”;可俗话又说“交浅勿言深,沉默是金”;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俗话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财富方面的认识,其矛盾、冲突就更大了——俗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俗话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俗话说“贫贱不能移”,可俗话又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俗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俗话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总体上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修养是在提升的。“嫌贫”也有条件的,对那些确实是客观原因导致的贫困,大家都会报以同情;但对好吃懒做的贫困者,嫌弃他也可以理解。 高校学者的个人言论和身份矛盾 记者:您如何看待舆论将您个人的观念放之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气质形象以及教师的师德层面进行批评? 董藩:批评的权利在别人的手里,但我的言论只代表我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老师才算一个合格的老师,不同的学生理解不同,不同时代的学生理解不同,家长与学生理解不同,企业与学校理解不同。我不是闭门造车的学者,我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联系,但这些联系很多是出于搞好教学的目的。对我这个专业来说,在家查阅文献是不行的,我必须把最前沿、最实际、最有用的东西教给大家,这就要求我熟悉行业、熟悉企业、说切合实际的实实在在的话,不说“古董”类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不是很理想,我个人觉得与办学思路和方法与社会有所隔离有关。我对师德有自己的理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应结合着社会演化去理解。今天的教材与过去的教材不一样了,今天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了,今天的教师也应以新的面貌出现。我希望自己是知识面宽、熟悉社会、熟

    记者:在传播过程中,您的话或者您的本意是否存在被曲解或者被利用?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悉行业、能教给学生最有用的、可提高生存能力的知识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不说假话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跟学生讨论人生、讨论社会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能培养出一些有独立人格、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的老师。 记者:如何看待一些媒体称您的行为是“自我炒作”的言论? 董藩:我很少接受采访,如果想炒作,我可以多接受采访。在这个事件中,杨澜、胡一虎等著名新闻人士都希望采访我,但大家并没有看到这些采访吧。过去我有一些建议通过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影响到社会发展,我基本也没有拿出来交给新闻媒体。不熟悉我的人总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看待我的言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我从小就存在争议,我被很多人批评、甚至谩骂,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获得过“学雷锋模范”、“优秀青年”、“高校十佳教师”等十多项省部级荣誉。 记者:您一直倡导学者应该持有中立的态度,这个“中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董藩:中立不是舆论评定的,要专业人士评定,有时中立甚至不是现在评定的,要等未来才能给出公允的评价。不懂房地产的人评价不了我在房地产领域的观点。总有些人说学者必须替老百姓说话,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做学术不能踩翘翘板,要么站在政府一边,要么站在老百姓一边,这都不对。再说老百姓也是可以划分成不同群体的,农民和市民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者之间,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利益上时常不一致,替谁说话?谁不是老百姓?为此,我特意写过一篇博客文章《经济学家到底应该为谁说话》,我说:“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他可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但又不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他既要考虑老百姓的要求,又要考虑政府的能力,还要考虑市场运行的规律;他既要考虑当前的工作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站到了这个‘球体’上,但我一直希望自己站在“球体”上,因为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立足点。” 原载《京师学人》,记者:屈丽玮董藩:汉民族是个非宗教民族,内心缺乏约束,有些人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媒体系统表现很明显。现在部分媒体的生存法则就是无事生非、把小事搞大、正理歪说,因为他们要的是阅读量、发行量,为此必须吸引眼球。中国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是不能大做文章的,于是他们在我说的这类话题上找到了靶子。很多人根本没看我的原话就乱评论,一些媒体人士特意去掉了我中间的论述,以便于他们的批评能“名正言顺”,也便于刺激大家对社会的不满。另外,毫无疑问我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是对我的研究生而言,是对房地产(土地管理)的研究生而言,是对将来基本都进房地产领域、收入偏高而且懂得个人投资的未来职业经理人而言的,并不涉及其他专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且我非常明确地说要“合理合法致富”。媒体无视这些前提和背景,要搅乱舆论,制造热点,他们目的达到了。

悉行业、能教给学生最有用的、可提高生存能力的知识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不说假话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跟学生讨论人生、讨论社会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能培养出一些有独立人格、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的老师。 记者:如何看待一些媒体称您的行为是“自我炒作”的言论? 董藩:我很少接受采访,如果想炒作,我可以多接受采访。在这个事件中,杨澜、胡一虎等著名新闻人士都希望采访我,但大家并没有看到这些采访吧。过去我有一些建议通过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影响到社会发展,我基本也没有拿出来交给新闻媒体。不熟悉我的人总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看待我的言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我从小就存在争议,我被很多人批评、甚至谩骂,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获得过“学雷锋模范”、“优秀青年”、“高校十佳教师”等十多项省部级荣誉。 记者:您一直倡导学者应该持有中立的态度,这个“中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董藩:中立不是舆论评定的,要专业人士评定,有时中立甚至不是现在评定的,要等未来才能给出公允的评价。不懂房地产的人评价不了我在房地产领域的观点。总有些人说学者必须替老百姓说话,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做学术不能踩翘翘板,要么站在政府一边,要么站在老百姓一边,这都不对。再说老百姓也是可以划分成不同群体的,农民和市民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者之间,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利益上时常不一致,替谁说话?谁不是老百姓?为此,我特意写过一篇博客文章《经济学家到底应该为谁说话》,我说:“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他可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但又不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他既要考虑老百姓的要求,又要考虑政府的能力,还要考虑市场运行的规律;他既要考虑当前的工作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站到了这个‘球体’上,但我一直希望自己站在“球体”上,因为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立足点。” 原载《京师学人》,记者:屈丽玮财富观与社会语境

    记者:中国社会是否很多人存在仇富心理?您认为个人的财富观与社会的仇富语境的关系?如果倡导追求财富,就会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
    董藩:仇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看看中国的历史书、古典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述富人的。从朝代演进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仇富思潮的推动下发展的,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用“均贫富”这类口号号召起来的。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水浒传》等劫富济贫类小说、听着《三侠五义》评书长大。不知不觉中仇富的种子埋在了心里,却并未觉察到。邓小平先生早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他破除种种阻力,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富比穷好,追求财富也应比甘于贫困、好吃懒做更积极、更有意义。但是今天贫富差距仍然跟大,而且存在不当得利、腐败收入,于是谁富了就往往遭到质疑,老百姓喜欢讨论他有没有原罪。这就是中国富人为什么大量移民的原因。追求财富是对的,否则有什么必要中央设立一个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主要指标大部分都是用货币额(收入、价值量)衡量的,为什么没有人批判中央呢?如果大家都富裕了,国家也就富裕了,中国就强大了。
    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我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做人上人。为什么?因为到了那个层面,一定意味着对社会更大的贡献。我的学生们主要进商界。他的收入高,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一定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他创造了更多的GDP,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西方,富人为什么受到尊重?因为富人曾经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给政府创造了税收,政府又拿着税收补贴了穷人,帮助了大家。所以富人一定受到尊重。但我们国家则不同,总会去说“原罪”等,这是整个社会心态的问题。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富不傲穷、贫不妒富,政府体谅百姓、百姓理解政府的社会。破除种种阻力,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富比穷好,追求财富也应比甘于贫困、好吃懒做更积极、更有意义。但是今天贫富差距仍然跟大,而且存在不当得利、腐败收入,于是谁富了就往往遭到质疑,老百姓喜欢讨论他有没有原罪。这就是中国富人为什么大量移民的原因。追求财富是对的,否则有什么必要中央设立一个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社会主要指标大部分都是用货币额(收入、价值量)衡量的,为什么没有人批判中央呢?如果大家都富裕了,国家也就富裕了,中国就强大了。 我对我的“孩子们”说,我希望你们努力奋斗,做人上人。为什么?因为到了那个层面,一定意味着对社会更大的贡献。我的学生们主要进商界。他的收入高,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一定意味着对社会的贡献大。因为他创造了更多的GDP,更多的税收,更多的就业机会。在西方,富人为什么受到尊重?因为富人曾经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给政府创造了税收,政府又拿着税收补贴了穷人,帮助了大家。所以富人一定受到尊重。但我们国家则不同,总会去说“原罪”等,这是整个社会心态的问题。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富不傲穷、贫不妒富,政府体谅百姓、百姓理解政府的社会。 以往的教育中,就没有对于财富观的引导,大家都耻于谈财富。老师谈财富的话,就有人说老师的境界太低了。老师和学生谈财富,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有钱。我站在那个讲台,不是在说我是富有者。很多人反问我个人有多少钱,这个与课堂上讲财富观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时代,将正确的财富观引入到课堂十分重要:第一,要合理合法致富。第二,有了钱,怎么花钱,要显示出一种境界。比如适当捐助。我说的这种境界并不高,你要是让他拿出钱来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可能还舍不得。但是亲属应该帮。比如外甥、侄子治病,经济上困难,那你应该帮忙。当大家在亲属、熟人范围内能做到这点,我想这个社会也已经很好了。这些都是财富观,一方面是合法挣钱,一方面是合理花钱。 记者:如何看待“追求财富是应该的,但只用财产来衡量人却要挨骂。不是穷人仇富,而是大家见不惯有人嫌贫”的说法? 董藩:中国就没有公认的价值标准,说什么都会有反对的。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俗话又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言为心声,言无不尽”;可俗话又说“交浅勿言深,沉默是金”;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俗话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财富方面的认识,其矛盾、冲突就更大了——俗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俗话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俗话说“贫贱不能移”,可俗话又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俗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俗话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总体上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修养是在提升的。“嫌贫”也有条件的,对那些确实是客观原因导致的贫困,大家都会报以同情;但对好吃懒做的贫困者,嫌弃他也可以理解。 高校学者的个人言论和身份矛盾 记者:您如何看待舆论将您个人的观念放之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气质形象以及教师的师德层面进行批评? 董藩:批评的权利在别人的手里,但我的言论只代表我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老师才算一个合格的老师,不同的学生理解不同,不同时代的学生理解不同,家长与学生理解不同,企业与学校理解不同。我不是闭门造车的学者,我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联系,但这些联系很多是出于搞好教学的目的。对我这个专业来说,在家查阅文献是不行的,我必须把最前沿、最实际、最有用的东西教给大家,这就要求我熟悉行业、熟悉企业、说切合实际的实实在在的话,不说“古董”类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不是很理想,我个人觉得与办学思路和方法与社会有所隔离有关。我对师德有自己的理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应结合着社会演化去理解。今天的教材与过去的教材不一样了,今天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了,今天的教师也应以新的面貌出现。我希望自己是知识面宽、熟悉社会、熟
    以往的教育中,就没有对于财富观的引导,大家都耻于谈财富。老师谈财富的话,就有人说老师的境界太低了。老师和学生谈财富,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有钱。我站在那个讲台,不是在说我是富有者。很多人反问我个人有多少钱,这个与课堂上讲财富观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时代,将正确的财富观引入到课堂十分重要:第一,要合理合法致富。第二,有了钱,怎么花钱,要显示出一种境界。比如适当捐助。我说的这种境界并不高,你要是让他拿出钱来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可能还舍不得。但是亲属应该帮。比如外甥、侄子治病,经济上困难,那你应该帮忙。当大家在亲属、熟人范围内能做到这点,我想这个社会也已经很好了。这些都是财富观,一方面是合法挣钱,一方面是合理花钱。

    记者:如何看待“追求财富是应该的,但只用财产来衡量人却要挨骂。不是穷人仇富,而是大家见不惯有人嫌贫”的说法?
    董藩:中国就没有公认的价值标准,说什么都会有反对的。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可俗话又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言为心声,言无不尽”;可俗话又说“交浅勿言深,沉默是金”;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可俗话又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财富方面的认识,其矛盾、冲突就更大了——俗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俗话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俗话说“贫贱不能移”,可俗话又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俗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俗话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总体上认为,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的修养是在提升的。“嫌贫”也有条件的,对那些确实是客观原因导致的贫困,大家都会报以同情;但对好吃懒做的贫困者,嫌弃他也可以理解。

董藩: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 ——“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北师大董藩教授在微博上的一番言论却引了起广泛争议,就此我们采访了董藩教授。 话题与媒体 记者:您发表此次言论的契机是什么,最初发这句话是想说明什么? 董藩:这个话我以前上课就和他们开玩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有一天学生来看他,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老师都是高兴的。但作为老师,时时刻刻都要鼓励他们。鼓励他的语言每个人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北师大的孩子,来自贫困阶层的特别多。过去对中国四大名校有个评价,对北师大的说法是“泥腿子”。所谓泥腿子就是指来自农民家庭、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特别多。这些人来到大城市,他们尤其需要鼓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凭借和相应基础。如果你没有伞,我就要教你怎么去奔跑。不能再傻傻地在雨里淋着。 我们总是强调从道德角度去教育。错了!老师第一位是要教学生如何生存。我讲的生存之道是合理合法地致富。生存第一条件是什么?找到工作,挣到工资。生存好点意味着什么?收入要高一些。我们要教会他们生存的本领。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必须要谈钱的。因为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我们每天研究投资规模、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如果说我谈4000万不应该,那我们小康生活标准是用什么来表示的?1991年国家各部门设定的小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它不是也用钱来衡量吗?在我的课堂上,肯定是要谈这个问题。如果我课堂上不讲房地产、不讲钱而大谈道德,那我是有毛病,是教学失误。思想品德课程自然有其他老师去教他们。我的课堂本身是和这些不相关的。不能因为我在这里和学生谈钱,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明明讲的是合理合法致富,大家非说你不是鼓动学生去贪污受贿吗?在中国没有合理合法致富,等等。这种说法就太绝对了。我承认中国经商条件差,但还是有人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但在西方,合理合法致富这点都不用提,有宗教和法制来制约他们。 记者:在传播过程中,您的话或者您的本意是否存在被曲解或者被利用?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董藩:汉民族是个非宗教民族,内心缺乏约束,有些人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媒体系统表现很明显。现在部分媒体的生存法则就是无事生非、把小事搞大、正理歪说,因为他们要的是阅读量、发行量,为此必须吸引眼球。中国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是不能大做文章的,于是他们在我说的这类话题上找到了靶子。很多人根本没看我的原话就乱评论,一些媒体人士特意去掉了我中间的论述,以便于他们的批评能“名正言顺”,也便于刺激大家对社会的不满。另外,毫无疑问我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是对我的研究生而言,是对房地产(土地管理)的研究生而言,是对将来基本都进房地产领域、收入偏高而且懂得个人投资的未来职业经理人而言的,并不涉及其他专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且我非常明确地说要“合理合法致富”。媒体无视这些前提和背景,要搅乱舆论,制造热点,他们目的达到了。 财富观与社会语境 记者:中国社会是否很多人存在仇富心理?您认为个人的财富观与社会的仇富语境的关系?如果倡导追求财富,就会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 董藩:仇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看看中国的历史书、古典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述富人的。从朝代演进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仇富思潮的推动下发展的,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用“均贫富”这类口号号召起来的。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水浒传》等劫富济贫类小说、听着《三侠五义》评书长大。不知不觉中仇富的种子埋在了心里,却并未觉察到。邓小平先生早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他高校学者的个人言论和身份矛盾

    记者:您如何看待舆论将您个人的观念放之于北京师范大学的气质形象以及教师的师德层面进行批评?
    董藩:
批评的权利在别人的手里,但我的言论只代表我自己。对于什么样的老师才算一个合格的老师,不同的学生理解不同,不同时代的学生理解不同,家长与学生理解不同,企业与学校理解不同。我不是闭门造车的学者,我有相对较多的社会联系,但这些联系很多是出于搞好教学的目的。对我这个专业来说,在家查阅文献是不行的,我必须把最前沿、最实际、最有用的东西教给大家,这就要求我熟悉行业、熟悉企业、说切合实际的实实在在的话,不说“古董”类的话。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不是很理想,我个人觉得与办学思路和方法与社会有所隔离有关。我对师德有自己的理解,“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应结合着社会演化去理解。今天的教材与过去的教材不一样了,今天的社会现实与过去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了,今天的教师也应以新的面貌出现。我希望自己是知识面宽、熟悉社会、熟悉行业、能教给学生最有用的、可提高生存能力的知识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真诚的、不说假话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跟学生讨论人生、讨论社会的老师,我希望自己是能培养出一些有独立人格、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人才的老师。

    董藩: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 ——“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北师大董藩教授在微博上的一番言论却引了起广泛争议,就此我们采访了董藩教授。 话题与媒体 记者:您发表此次言论的契机是什么,最初发这句话是想说明什么? 董藩:这个话我以前上课就和他们开玩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有一天学生来看他,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老师都是高兴的。但作为老师,时时刻刻都要鼓励他们。鼓励他的语言每个人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北师大的孩子,来自贫困阶层的特别多。过去对中国四大名校有个评价,对北师大的说法是“泥腿子”。所谓泥腿子就是指来自农民家庭、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特别多。这些人来到大城市,他们尤其需要鼓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凭借和相应基础。如果你没有伞,我就要教你怎么去奔跑。不能再傻傻地在雨里淋着。 我们总是强调从道德角度去教育。错了!老师第一位是要教学生如何生存。我讲的生存之道是合理合法地致富。生存第一条件是什么?找到工作,挣到工资。生存好点意味着什么?收入要高一些。我们要教会他们生存的本领。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必须要谈钱的。因为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我们每天研究投资规模、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如果说我谈4000万不应该,那我们小康生活标准是用什么来表示的?1991年国家各部门设定的小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它不是也用钱来衡量吗?在我的课堂上,肯定是要谈这个问题。如果我课堂上不讲房地产、不讲钱而大谈道德,那我是有毛病,是教学失误。思想品德课程自然有其他老师去教他们。我的课堂本身是和这些不相关的。不能因为我在这里和学生谈钱,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明明讲的是合理合法致富,大家非说你不是鼓动学生去贪污受贿吗?在中国没有合理合法致富,等等。这种说法就太绝对了。我承认中国经商条件差,但还是有人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但在西方,合理合法致富这点都不用提,有宗教和法制来制约他们。 记者:在传播过程中,您的话或者您的本意是否存在被曲解或者被利用?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董藩:汉民族是个非宗教民族,内心缺乏约束,有些人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媒体系统表现很明显。现在部分媒体的生存法则就是无事生非、把小事搞大、正理歪说,因为他们要的是阅读量、发行量,为此必须吸引眼球。中国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是不能大做文章的,于是他们在我说的这类话题上找到了靶子。很多人根本没看我的原话就乱评论,一些媒体人士特意去掉了我中间的论述,以便于他们的批评能“名正言顺”,也便于刺激大家对社会的不满。另外,毫无疑问我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是对我的研究生而言,是对房地产(土地管理)的研究生而言,是对将来基本都进房地产领域、收入偏高而且懂得个人投资的未来职业经理人而言的,并不涉及其他专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且我非常明确地说要“合理合法致富”。媒体无视这些前提和背景,要搅乱舆论,制造热点,他们目的达到了。 财富观与社会语境 记者:中国社会是否很多人存在仇富心理?您认为个人的财富观与社会的仇富语境的关系?如果倡导追求财富,就会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 董藩:仇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看看中国的历史书、古典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述富人的。从朝代演进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仇富思潮的推动下发展的,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用“均贫富”这类口号号召起来的。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水浒传》等劫富济贫类小说、听着《三侠五义》评书长大。不知不觉中仇富的种子埋在了心里,却并未觉察到。邓小平先生早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记者:如何看待一些媒体称您的行为是“自我炒作”的言论?
    董藩:
我很少接受采访,如果想炒作,我可以多接受采访。在这个事件中,杨澜、胡一虎等著名新闻人士都希望采访我,但大家并没有看到这些采访吧。过去我有一些建议通过内参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影响到社会发展,我基本也没有拿出来交给新闻媒体。不熟悉我的人总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来看待我的言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想、怎么做的。我从小就存在争议,我被很多人批评、甚至谩骂,但很少有人知道,我获得过“学雷锋模范”、“优秀青年”、“高校十佳教师”等十多项省部级荣誉。

    董藩: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 ——“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北师大董藩教授在微博上的一番言论却引了起广泛争议,就此我们采访了董藩教授。 话题与媒体 记者:您发表此次言论的契机是什么,最初发这句话是想说明什么? 董藩:这个话我以前上课就和他们开玩笑说过。对于任何一个老师来说,有一天学生来看他,不管这个学生是什么样子,老师都是高兴的。但作为老师,时时刻刻都要鼓励他们。鼓励他的语言每个人不一样。尤其是我们北师大的孩子,来自贫困阶层的特别多。过去对中国四大名校有个评价,对北师大的说法是“泥腿子”。所谓泥腿子就是指来自农民家庭、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特别多。这些人来到大城市,他们尤其需要鼓励。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凭借和相应基础。如果你没有伞,我就要教你怎么去奔跑。不能再傻傻地在雨里淋着。 我们总是强调从道德角度去教育。错了!老师第一位是要教学生如何生存。我讲的生存之道是合理合法地致富。生存第一条件是什么?找到工作,挣到工资。生存好点意味着什么?收入要高一些。我们要教会他们生存的本领。作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必须要谈钱的。因为我们是搞房地产的,我们每天研究投资规模、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如果说我谈4000万不应该,那我们小康生活标准是用什么来表示的?1991年国家各部门设定的小康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它不是也用钱来衡量吗?在我的课堂上,肯定是要谈这个问题。如果我课堂上不讲房地产、不讲钱而大谈道德,那我是有毛病,是教学失误。思想品德课程自然有其他老师去教他们。我的课堂本身是和这些不相关的。不能因为我在这里和学生谈钱,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明明讲的是合理合法致富,大家非说你不是鼓动学生去贪污受贿吗?在中国没有合理合法致富,等等。这种说法就太绝对了。我承认中国经商条件差,但还是有人守法经营,依法纳税。但在西方,合理合法致富这点都不用提,有宗教和法制来制约他们。 记者:在传播过程中,您的话或者您的本意是否存在被曲解或者被利用?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董藩:汉民族是个非宗教民族,内心缺乏约束,有些人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在媒体系统表现很明显。现在部分媒体的生存法则就是无事生非、把小事搞大、正理歪说,因为他们要的是阅读量、发行量,为此必须吸引眼球。中国很多与政治相关的话题是不能大做文章的,于是他们在我说的这类话题上找到了靶子。很多人根本没看我的原话就乱评论,一些媒体人士特意去掉了我中间的论述,以便于他们的批评能“名正言顺”,也便于刺激大家对社会的不满。另外,毫无疑问我的说法是有针对性的,是对我的研究生而言,是对房地产(土地管理)的研究生而言,是对将来基本都进房地产领域、收入偏高而且懂得个人投资的未来职业经理人而言的,并不涉及其他专业、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而且我非常明确地说要“合理合法致富”。媒体无视这些前提和背景,要搅乱舆论,制造热点,他们目的达到了。 财富观与社会语境 记者:中国社会是否很多人存在仇富心理?您认为个人的财富观与社会的仇富语境的关系?如果倡导追求财富,就会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 董藩:仇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看看中国的历史书、古典小说,几乎没有正面描述富人的。从朝代演进来看,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仇富思潮的推动下发展的,几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用“均贫富”这类口号号召起来的。我们从小就是看着《水浒传》等劫富济贫类小说、听着《三侠五义》评书长大。不知不觉中仇富的种子埋在了心里,却并未觉察到。邓小平先生早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记者:您一直倡导学者应该持有中立的态度,这个“中立”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董藩:
中立不是舆论评定的,要专业人士评定,有时中立甚至不是现在评定的,要等未来才能给出公允的评价。不懂房地产的人评价不了我在房地产领域的观点。总有些人说学者必须替老百姓说话,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做学术不能踩翘翘板,要么站在政府一边,要么站在老百姓一边,这都不对。再说老百姓也是可以划分成不同群体的,农民和市民之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者之间,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在利益上时常不一致,替谁说话?谁不是老百姓?为此,我特意写过一篇博客文章《经济学家到底应该为谁说话》,我说:“真正的学者应该站在一个‘球体’上,他可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但又不能倒向任何一个方向——他既要考虑老百姓的要求,又要考虑政府的能力,还要考虑市场运行的规律;他既要考虑当前的工作需要,又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站到了这个‘球体’上,但我一直希望自己站在“球体”上,因为这是我心目中最科学的立足点。”
 
                                                        原载《京师学人》,记者:屈丽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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